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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嘉珉:談國家公務員職業道德(一)

    2018-10-04  陳嘉珉

    (二○○年六月/黔西南州行政學院)

    今天講座的題目是“國家公務員職業道德規范”,很高興能和這么多年輕人交流這個重要的話題。我首先簡單介紹一下公務員職業道德的概念和作用,然后重點談談公務員職業道德規范的主要內容。因為時間關系,我不作詳細的展開說明,著重講一下要點。

    一、國家公務員職業道德的概念和意義

    (一)國家公務員職業道德的概念

    公務員職業道德是道德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指國家公務員應該遵守的基本行為準則和行為規范,用以調節公務員與其職業之間、公務員與公務員之間、公務員與行政對象之間的社會關系以及公務員自身職業工作上的各種思想矛盾。

    與一般的社會道德相比較,公務員職業道德有以下四個特點。

    第一,是它具有嚴格的規范性、統一性和強制性。一般社會道德是人們在共同的群體生活中約定俗成的,不是由誰規定了,要求誰必須遵守,因此它不是明文規定的,不具有強制性,而且可以因地、因人(民族)、因時而異。公務員職業道德則不同,它是由政府的人事管理部門作出的明文規定,是一套確定和統一的職業工作準則,表現為一定的行為規范和工作紀律,對在國家主權覆蓋范圍內的國家機構、機關中的工作人員具有強制約束力,如不遵守將會受到行政上的懲戒。

    第二個特點表現在歷史繼承性方面。一般社會道德具有很強的歷史繼承性,它是無數代人在成百上千年甚至幾千年的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而公務員職業道德,則是伴隨公務員制度的建立而產生的新事物,雖然它也是一般社會道德在行政職業活動中的體現,但不是簡單的移植,而是要充分反映公務員行政職業活動的特點和要求。

    第三個特點,是公務員職業道德只規范國家公務員的行為,一般社會道德是規范社會中所有人(包括國家公務員)的社會行為。有些社會道德如果搬到政府的行政行為中,還會產生消極的影響和破壞作用。因此二者不完全等同。

    第四個特點,由于政府行為在整個社會活動中常常起到示范作用,因此公務員職業道德對社會風氣的影響要遠遠大于一般社會道德。

    (二)國家公務員職業道德的作用

    如果我們從道德功能的作用方向這個角度來分析,可以把公務員職業道德的價值、作用概括為三點,一是“自止為非”的作用,二是“積極有為”的作用,三是“楷模示范”作用。前兩點是直接的,最后一點是間接性的作用。

    “自止為非”的作用。即職業道德有一種不讓人去做壞事的作用,這是道德作為一種內在精神很重要的價值體現。一個人在工作的某些方面,雖然沒有做出積極的成績,但也沒有退步和朝壞的方面發展,根本原因就是人的內心有一條道德防線。比如有的公務員在腐敗分子身邊工作,他沒能制止和揭露腐敗,但他自己卻沒有腐敗,或沒有助長腐敗,這就是他內心的道德力量阻止了貪欲的擴張。這個作用看起來有點消極,是一種“不求無功,但求無過”的作法,但它在客觀上仍然起到了阻止和消除壞風氣、壞影響、壞事情的效果。因此從這個“消極”的方面看,職業道德具有一種免疫力。一件不好的事情,公開揭露出來很難為情,而且會影響人際關系、影響工作,這時只要多數人內心有一條起碼的道德防線,這些不好的東西的擴張就會到此為止,終結在內在道德力量的“于無聲處”。有的人自己曾經做過不好的事情,當公務員之后不做了,或者現在不做了,這也是職業道德免疫力的作用。我們有時會揪住一個人的小毛病、小辮子不放,或者一棍子打死人,就是不知道多數人內心都是具有道德免疫力的,即使你不明確指出來,不去揭露批評它,它也會自生自滅,不聲不響地慢慢消失。因此我們不能忽視職業道德的這種“消極”作用。

    “積極有為”的作用。職業道德在“消極”方面的作用是防御性的,如果政府公務員的職業道德水平只能發揮其“自止為非”功能,那么政府某些行政行為的效益就會等于零。因此職業道德的積極作用才是更為重要的方面。這個直接的積極作用是政府制定公務員道德行為規范的著眼點。如果我們假設政府“行政效益”的自變量是“職業道德”和“職業技能”這兩個要素,那么可以說這兩者之間不是相加,即不是“職業道德+職業技能=行政效益”,而是相乘的關系,即“職業道德×職業技能=行政效益”。所以職業道德和職業技能所發揮的是一種倍增效應,職業道德對創造行政效益起著非常重要和積極的作用。職業道德的積極作用是我們職業道德規范和期待的重點。如果一個政府組織的職業道德發揮不出它的積極作用,那么這個政府組織的工作可能是沒有錯誤的,但它必然是碌碌無為的、平庸的,而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是失敗的。

    “楷模示范”作用。我們說這個示范作用是間接作用,是指政府在制定職業道德規范的時候,它所考慮的直接目的是如何推動行政工作,不是考慮它所可能產生的影響結果。但由于政府集團在社會生活中處于強勢地位,加上群眾對政府存在著“道義政府”的社會定位和期待,因此其職業道德規范必然會在客觀上對一般社會道德和社會風氣產生很強的示范效應。《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公務員必須嚴格遵守的紀律,其中有一款就是公務員不能有“違反社會公德、造成不良影響”行為(第十二款)。

    對國家管理者、行政工作人員道德行為的示范作用,我們的前人講得非常深入,非常精彩,我這里引述幾段。在我們的儒家文化中,從孔子開始就提倡“為政以德”的德治,十分重視道德教化和統治者個人以身作則的表率作用。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子欲善而民善矣”(《論語·顏淵》)。孟子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離婁上》)董仲舒說:“夫上下之化,下之從上。”“爾好誼(義),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漢書·董仲舒傳》)“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仁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于上,而萬民聽生善于下矣。”(《春秋繁露·為人者天》)董仲舒甚至認為君臣、父子之間的榜樣和感化關系也是一樣的,其間君和父起著主要的作用,“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春秋繁露·玉杯》)。可見在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中,是把國家管理者的自身修養當作教化人民百姓、實施國家管理活動的一個先決條件。我們現在講“以德治國”,就是對儒家治國方略的繼承。儒家認為,德治的首要內容,是統治者要進行自身的修養,以身作則,只有國家管理者起表率作用,有利于國家安定的良好社會風氣和精神面貌才會真正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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